第三章
笼罩着战争气氛的九江热气蒸腾。“江渝”轮卸完军用物资后接着又装上后撤的工厂设备。正当中午，日军新一轮的空袭又接踵而来。这次轰炸的是港口和码头。所幸的是“江渝”轮已离泊开航但也遭到日机的扫射。正在甲板作业的李云山却身负重伤，临终前只对大个子邵东平说了“三眼桥，小山。”几个字。
“嫂子，不要难过。让小山跟我走吧，我会照顾好他的。”邵东平对李云山的妻子说道。接着他拿出了公司给的抚恤金和工友们捐的钱。“妈，让我去吧。我会赚钱养家的。”李继山说。“拜托你了，邵兄弟！”李云山妻子拉过几个孩子给大个子跪下。“别这样，让继山做我的干儿子，你就放心吧。”说着，大个子又掏出身上的六块大洋放在了桌子上。
转眼到了1938年底。这时的“江渝”轮在宜昌已被日军掳去征用。船靠江阴的一天半夜，李继山起来到甲板撒尿。他看到广东籍机匠陈阿炳等人悄悄地出入甲板和机舱，就好奇地跟了过去。原来是大管轮和几个人在拆卸炮弹。李继山吓得够呛！忙跑回住舱告诉已升为水手长的邵东平。谁知道大个子说：“早知道了，他们利用装卸军火木箱的破损趁机弄些东西处理后卖钱。炮弹壳砸了当废铜嘛。”说着嘿嘿笑了起来，“我们还整箱往江里扔呢！叫他们拿去打‘国军’。”“那货差怎么办？”小山问道。“这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晚上，上海籍大管轮韩福根拉着邵东平和李继山到小酒馆喝酒。“既然小山知道了就多一个帮手。”韩福根眨了眨眼睛掏出十块大洋说道。“现在有人出钱买，是江北（江北抗日武装）的。”他继续说着：“你们甲板装卸时多弄破些包装箱，搞些东西后再补好箱。不要整箱扔到江里去，这样件数不少，明白吗？”收过钱后，邵东平猛灌一口酒说到：“这还不容易！放心吧‘豆窟窿’（上海口音叫大管轮）。”而小山的心却“突突”地跳。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船员们弄走多少枪支弹药也没个数。日军的押运人员浑然不知，因为数量不大，战时状态也无人深究。但怀疑总是有的。
转眼到了1939年春天，就在“江渝”轮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时，上午船上来了七八个中日官员对船员们进行检查身体、讯问和照相。下午即装货。载重两千来吨的“江渝”轮这次装的是生铁、铝锭、铜材和棉纱。船员们每人发了一套证件，一些生活用品和两个月薪水。当船员们感到莫名其妙时传来消息说这航次开日本。顿时船上像炸开了锅，然而船已戒严。
后半夜，月暗星稀，江风凛冽。水手长邵东平，大管轮韩福根，机匠陈阿炳和水手李继山趁暂时停止装货期间、哨兵注意力又集中在岸线码头时，放下敞开式救生筏，顺着船尾喘急的流水罢运逃离了“江渝”轮。由于有了官方的审查登记，离船的四人不敢回家，决定到日军还没占领的香港去。
第四章
香港德辅道中的港澳码头，邵东平一行四人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后在此徘徊。这天大管轮忽然看到了招募船员的广告。原来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等国需要大量海员从事海上运输。几人商量后决定报名。
住进摩星岭临时的海员招待所的几天里，邵东平等人每天外出闲逛。唯有李继山把手里的钱总共不过二十多块大洋和为母亲弟妹买的东西寄了回去就不想出门了。他整天坐在盘山路边遥望山下远处的维多利亚湾想着心事。当年父亲就是从这里回家的，今天他又从这里远赴外洋。
这天中午，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将船员们送往码头。他们四人被分配上一艘叫“康桥”的万吨级“自由轮”，这是美国造的一种简易货船。四人职务也变动了，邵东平为舵工，李继山为服务生，韩福根为机匠，陈阿炳为锅炉工。连续十多天的忙碌，“康桥”轮才装好货。除了大宗货大米、面粉外，还有被服医药和达官贵人的走私货，如茶叶、瓷器和纺织品等。直到引水员上船大家才知道船开印度。
从香港到印度孟买，从孟买到埃及的塞得港，又从新加坡经雅加达绕过好望角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康桥”轮走了近两年太平航程后于1941年7月中旬又回到了香港。这时西太平洋上硝烟弥漫，香港也被战云笼罩。
晚饭后，李继山随印度籍二管事上街为船长购物，市面上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景象。忽然一阵喧闹引起他的注意，原来是一个日本浪人寻衅殴打一个中国籍警察。李继山一拳揍去，日本浪人猝不及防仰面倒下。他正要上前却被印度管事拉着转身就跑。其他几个日本浪人拔出腰刀赶过来。经过一阵狂奔才摆脱追赶，他们回到船上。
祸是闯下了，这也让李继山终于下决心从军，向小日本讨还血债，为父报仇。深夜，靠在码头的“康桥”轮外档，邵东平和陈阿炳正要将他送上秘密雇来的小艇，这时英国籍船长走了过来塞给他20美元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很棒，祝你好运！”
在湖南株洲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考核中，李继山的各项课目都获得突出成绩。在分配到作战部队的战前训练和执勤中得到长官的好评，被授予步兵上等兵军衔。这时已是1941年年底国军与日寇长沙会战的前夜。晚饭后李继山身穿佩带着上等兵军衔的军装神气地走在大街上。忽然他感觉到有一个女孩总是望着他，于是鼓起勇气上前问道：“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你是武汉人吗？湖边坊的。”姑娘讲出了一口武汉话。“淑萍，真是你啊！”两个年青人热烈地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儿时的伙伴。1935年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长远打算在湖南株洲建立大后方基地，淑萍的父亲作为军事工程技术人员被派过来并在这里临时安了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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